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绑架、复仇、凶杀当文学意志遇上通俗
更新时间:2019-07-03 02:17:01 点击数:40 

  有时在面对媒体时,出于方便,我也会扮演自怜的角色。过去,我以为鬼金这样身高体大的作家代表一种活力,但不知道为什么,又常在他的活力里看见微微的叹息。郑小驴从里到外,从根子到表象,都是蓬勃的。好像不竭的水源,或者是一种拱破土地的植物。这样的意气风发的作家似乎不多。在他们身上,我看见饰演斯坦利·科尔瓦斯基的马龙·白兰度的形象,看见最近热映的《波西米亚狂想曲》里皇后乐队主唱的形象。我看见他们穿着白背心,将衣服扎进裤腰带内。如果有袖子的话,还挽起袖子。他们习惯挺起上身,走路时高视阔步,遇有台阶,必然几步蹦上去。

  这种活力(或者说躁动)还体现在郑小驴是一名文学上的淘金者。2011年春天,我在《天南》文学双月刊工作,看到郑小驴的自由来稿。这是我和他从此认识的机缘。正是在那则名为《弥天》的短篇里,我看见一位25岁青年作家惊人的成熟度。文章写的是宗教在农村的事,甚至不能总结它的意思。但是通过小说里“我”游移的视线,读者自然而然地进入到一个存在已久的乡村世界,感知到其中的颜色、力度、气味。这种可感知的程度很深,以致让人觉得自己能够在其中呼吸。比如:

  “那头老黄牛正立在浑浊的水田里,用尾巴驱赶叮在身上的牛蝇。牛蝇嗡嗡嗡飞起,很快又落在它背上”

  “那天是个好天气,满山映山红姹紫嫣红,甚是好看。映山红微酸,清甜,吃多了,舌头会变成紫色,猛地伸出来骇人”

  谢有顺是国内比较有成型小说观的批评家,他有一个重要概念是“地方”,也就是作者要有自己的一块根据地,有一块像福克纳笔下约克纳帕塔法县那样邮票大的地方。我当时认为,在郑小驴背后有这样一个故乡的后盾。后来在听说他祖父是一名道士后,就更加认为他具备这方面的优势。我甚至一碰到他,就建议他从这里起飞。“把那种只有在残雪、格非那里存在的秘密写作技艺继承下来,将一个文学性的而不是故事性的乡村世界搬到纸面上来。”我说。我不知道这样盲目的建议会不会给他构成一种,让他出现一股压力。

  今天出现在我们面前的郑小驴,更多表现的是一种多样性,是转换、游击、探索、尝试、不确定。这部最新长篇《去洞庭》,按照同龄作家文珍的评论,是作者写得最复杂的小说,完成度大概也是最高的,“而个人更感到兴趣的,也许是他对那些生活中我们早已司空见惯的坏人坏事的真实看法”,“这一幕幕都像是电影的分镜头”。我的看法是这部小说代表了一种写作上新型的混搭,一种文学强烈意志和通俗的结合:“在路上”+“小报噱头”。有凯鲁亚克的意思,有青年人的冒险,剧情惊心动魄。我被它叙事上迷人的速度一直拖拽着。因此我想它也会对别的读者构成一种必欲一探究竟的。

  算上郑小驴出版过的小说集《1921年的童谣》《痒》《》《蚁王》以及随笔集《你知道的太多了》,你会感觉他的发挥虽然不很均衡,但还是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。这样的发挥不时得到韩少功、阎连科、残雪、毕飞宇等先生的称赞。不过给人的感觉就是走位飘忽,有时作品之间甚至起到互相妨碍的作用。这种飘忽让我想到1983年的高考作文题:根据《这下面没有水,再换个地方挖》这幅漫画,自拟题目写一篇议论文。

  这幅漫画的指向性、褒贬意图是明显的。今天,在郑小驴身上,我也看见他不利的地方,就是风格的缺失。这种缺失,导致外界无法对他进行有力的归纳,无法将他一次性有效地定性。这种迟疑带来一种现实:郑小驴是同时得最好的一批人之一,却始终无法获得充分的承认。在今天,在郑已经33岁、已经持续写了12年的情况下,我能感知到他身上正在出现恍然和焦虑。这种焦虑甚至干扰了他写作的分寸。与之相对的是,他的一些同龄人非但风格明显,有的甚至已经在巩固风格之后,逐渐进入退休状态。像爱伦·坡在小说里写的那样:“靠已经获得的荣誉安度晚年”。我不知道这种风格的缺失,或者说摇摆不定,是由作者缺乏计划性导致的,还是由作者本身是多血、热情的气质决定的。我更愿意相信是后者。我打算为郑小驴这一不利的局面做一辩护,这也是为我自己作辩护。我和他一样,在写作上见异思迁、喜新厌旧,不怎么管得住自己的。

  我无意攻击那些风格稳定的作者,恰恰相反,我常用他们来警示自己的贪婪。不止一位名人,不止一位先师,提出“人生有限,人只应做好一件事”的说法。似乎“不专心致志,则不得也”。从创作策略上,风格稳定者选择了一条谨慎、谦逊的道路。他们或者对自身长短有自知之明,知道固守于一处,将擅长的事做到极致;或者有意藏锋,务使精力用在一处,有十分才能只取用其五,做到从容自若,游刃有余。从传播效果上说,风格稳定者易于在批评界、出版界和读者那里得到总结,易于给人留下辨识度。有时,这种明显的传播效果还会反过来指导创作者去自觉建造风格的大厦。有的作者不惮于十几二十次地重复自己的小说内容和结构,几乎构成自我抄袭。这样叠加只会在读者那里强化他的印象。我有时想,我看过那么多电视广告,并未记下几件,洗澡时脑海却总是袭来“恒源祥,绒线羊毛衫”的广告语。说明它当初用不停重复逼使我记下它。

  有时我会被当作一名风格稳定的作者来认识。这主要是因为我出身于县城,因而容易被当成一个犯罪小说作家(有时是悬疑)。外界对我同时是一名存在主义文学的亲近者、一名无神论者、一名博尔赫斯的崇拜者、一名意识流爱好者、一名装置艺术爱好者、一名失败的爱情小说作者、一名心理小说练习者、一名随笔作者,缺乏认识。郑小驴和我一样复杂,他有一部分写作资源得益于湖湘文化,得益于湘西农村那《搜神记》一般的神秘感;另有一部分写作,持续保持对公共政策、公共空间的关注和反思;还有一部分,就是他本身是一名游走在湖南、北京、海南的青年,有足够的流浪经验可供抒发。现在我们看到他对犯罪小说的热爱。有时阅读也会干扰他的志向。他读的书杂乱无章,这就好比天空中多处出现击掌,使他四处张望。最近他拿起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》研读,我不知道他是否坚持到底。有时候我想对他说:种瓜得瓜种豆得豆,使我们形象涣散掉的正是我们什么都兼顾一下的写法。正是我们那不死的热情,或者说是多血质、旺盛的精力,以及贪心。

  我最近在读萨弗兰斯基《自由,或恶的戏剧》,里边提到谢林的哲学,认为能生的自然(natura naturans)作为派生的自然(natura naturata)的条件让世界产生。混沌是“现实的不可把握的基座”。倘若上帝是绝对,那么他不可能在其他什么东西中有根基——除了他自己。上帝一定在其自身中有其根基。上帝必须先从是他自己的黑暗的根基处展开,成为神化的神圣的上帝。在某种意义上,上帝也必须经历一个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发展。

  我这样费力而且可能是错误的引用,只为着说明一个让郑小驴并不会愉快的结论:他还是“潜能”,还是一个黑暗的根基。他还处在制造、孕育一个更准确、更合理、更神圣的郑小驴的残忍的过程中。他还在寻找那个使自己喷薄而出的渠道。也就是说,写作对他来说,是一场可怕的持久战。有很多年,他得到的还会是比别人少。但风格恰恰诞生于此,对福楼拜而言,这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战争。

  没有找到风格,和很早就找到风格,并无特别的优劣区分。不过我更钟爱漫长寻找的过程。我记得在智利,汉学家莉亚娜教授对我讲发生在墨西哥的一个故事。她讲到一半我不算礼貌地说自己听过。大意是:渔夫在海滩晒太阳,富人对他说:“你为什么不去捕鱼呢?”渔夫说捕过了。富人说捕过了还可以再捕,这样就会积累财富,收购船,然后开船厂,然后就像我一样富裕了。渔夫问:“要你那么富干吗呢?”富人说:“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到海滩散步、晒太阳啊。”渔夫说:“您瞧,我现在不就是在晒太阳吗?”

  这个故事太过机智。但是所有人都知道,这两种晒太阳并不一样。很早地建造自己的风格,和直到最后才找到自己的风格,也完全不一样。后面的一种意味着前途、光明和丰富。前边的一种代表的是早熟与捷径。可能有单调的副作用。一个人早早走入自己的墓地,未必不是在降低自己的可能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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